他停在一个正专注刨着木板的老工人身边,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老工人抬头憨厚地笑了笑。“我们就开了个会,定了个土办法:把厂里的场地、原来的部分完好设备,折价算清楚,然后租赁或者承包给原来厂里的老师傅、老职工。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己去找木料,自己去接订单,自己定价,自负盈亏。我们镇上呢,就转变角色,不当‘婆婆’当‘保姆’,只负责维护好园区环境,协调水电,提供点防火防盗的安全服务,收一点点象征性的管理费,主要就是维持园区基本运转。”
“嘿,您还别说,这一搞,真就活了!”陆东坡脸上放出光来,指着周围叮叮当当干活的各个小作坊:“以前是‘要我干’,干好干坏一个样;现在是‘我要干’,干得多挣得多!积极性完全不一样!现在这里聚集了三十多家个体加工户,有的专做家具,有的搞建筑模板,有的做门窗,还有的搞根雕,也有送人最后一程的……百花齐放!去年一年,这里产生的产值、给镇上上交的税收,比原来那个加工厂最红火的时候翻了两番还不止!最重要的是,工人有活干了,收入比在厂里时高多了,人心就稳了!镇上呢,也有了点活钱,能修修路、搞搞排水,改善一下园区环境。我们这叫……李书记总结过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激活个体’,算是摸着石头过河,闯出的一条生路。”
这时,周宁海和屈安军已经接完电话,走了回来。两人的脸色都比刚才更加深沉,尤其是周宁海,眉宇间锁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色,但他脚步依旧沉稳。他走到我们身边,目光扫过眼前繁忙的景象,听着陆东坡的介绍。
“产权问题呢?”周宁海忽然开口,打断了陆东坡的汇报,问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场地、设备租赁或承包给个人,产权关系怎么界定?是长期租赁,还是变相转让?集体资产有没有流失的风险?这个核心问题,你们怎么把握的?”
这个问题直指要害,也是这种改革探索模式最容易引发争议和质疑的地方。所有目光都看向我。我上前半步,接过话头,语气坦诚而谨慎:“周书记,您这个问题问到根子上了。关于产权,县里和城关镇党委反复研究过,目前……我们采取了‘回避’和‘模糊’处理的策略。”
“回避和模糊?恩,怎么回避的?”
我看周宁海和屈安军都听得认真,继续道:“不是不想界定清楚,而是在当前上级还没有关于这类‘集体资产活化利用’的、清晰统一的政策口径和法律法规之前,如果我们强行去搞所谓的‘产权明晰’,无论是搞股份制还是直接转让,都可能触及红线,引发不必要的争议,甚至可能把刚刚活起来的事情‘管死’。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暂时不触碰‘产权’这个问题。镇集体保留名义上的所有权,但将经营权、收益权通过承包租赁合同明确了,是长期地交给个人。合同条款经过县法制办把关,确保集体资产不流失,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
周宁海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然后转身给身边秘书交办道:“这个记下来,很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我看向文静,也听到颇为认真。
“我们啊更看重的是实效,资产是不是盘活了?生产力是不是真正解放了?群众是不是真正受益了?周书记,屈部长,我们认为,在改革探索中,有时候‘不争论’,先干起来,让实践和效果来回答一些问题,可能比陷入无休止的‘姓社姓资’争论,更有利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