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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自谋生但并不喜欢（第2页）

我年幼稚气，根本没有能力料理自己的全部生计——可我不这样又能怎样？所以我常早上去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路过糕点铺门口时，看见外面摆着不新鲜的糕点半价打折出售，我常常挡不住诱惑，把本来准备吃午餐的钱花掉，结果中午只好饿肚子，或者买个面包卷或一块布丁。我记得当时有两家卖布丁的铺子，光顾哪一家要由我的经济状况来决定。一家在临近圣马丁教堂的院子里——地处教堂后面——现在已经搬迁了。这家铺子里卖的布丁是无核小葡萄做的，属于一种很特殊的布丁，但价格昂贵，花两便士买一块，还不如花一便士买的普通布丁那么大。一家卖普通布丁的铺子是很好的一家，坐落在斯特兰德大街——就在后来重建的那片里面。这家铺子的布丁块头大，分量重，颜色灰白，很松软，几颗硕大的葡萄干呈扁平状，寥寥落落地散落其间。每天我去买的时候刚出炉，热烘烘的，我那时很多日子就吃这个。如果午餐要吃得正式和丰盛，我就会来一根萨维罗干熏肠和一便士面包，或者从一家小饭馆花四便士买一盘炖牛肉，要不就从货栈对面一家脏脏的老酒馆买一盘面包加干酪和一杯啤酒，那酒馆叫作“狮子”或诸如此类，具体我忘记了。有一次，我记得，我用报纸包着面包（那是我早上从家里带来的），像一本书一样夹在腋下，去特鲁里街附近一家有名的浓汁炖牛肉的牛肉馆，要了“一小盘”那种美味，就着面包吃。当时，我这么一个人家都不认识的小不点儿独自一人进去吃东西，侍者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他眼睛一直盯着我，还把别的侍者叫来看我，那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给了他半个便士小费，心里希望他不接受才好。

我记得，我们有半小时喝茶时间。如果身上的钱够了，我就会买半品脱现成咖啡和一片黄油面包。如果身上没有钱，我就去弗利特街一家野味店看看，一饱眼福。要不就利用这段时间漫步至科文特加登市场，去仔细看看菠萝。我也很喜欢到阿德尔菲一带溜达，因为那儿显得很神秘，到处是阴森森的穹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走出一个穹顶下面，到了一家滨河小酒馆门前，那儿有块空地，几个卸煤的工人正在那儿跳舞。我就坐在一张长凳上看着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我的！

我还是个小孩，个头又小，所以，每当我进入一家陌生的酒馆买杯麦芽酒或黑啤酒，以便润一下我用来当午餐的东西时，他们往往都不敢把酒卖给我。

我记得有一个炎热的傍晚，我走进一家酒馆，对老板说：“你们这儿最好的——最最好的——麦芽酒，多少钱一杯？”因为那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记不得是什么日子了，大概是我的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可以买一杯正宗斯丹宁麦芽酒。”

“那么，”我一边说，一边把钱掏出来，“就请给我来一杯正宗斯丹宁麦芽酒吧，要泡沫多一点儿的。”

酒馆老板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隔着柜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他没有去斟酒，而是扭头朝屏风后面看了看，对着他太太说了点儿什么。他太太就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手上拿着针线活儿，也同她丈夫一道打量起我。此时此刻，一共三个人在我眼前：酒馆老板穿着一件衬衣，俯身靠在柜台的窗框上，他太太则顺着那半截小门的上方看着我，而我呢，有点儿不知所措，在柜台外面仰头看着他们两个。他们问了我一大堆问题，比如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住在哪儿，怎么就被人雇着干活儿，怎么到这儿来。对于这些问题，我只好编造适当的答案，以便不牵连别人。他们给我上了麦芽酒，不过，我怀疑那不是正宗斯丹宁麦芽酒。酒馆老板的太太打开那半截小门，俯下身子把钱还给我，还吻了我一下，一半出于赞赏，一半出于同情。但我相信，这其中充满了女性的温柔与善良。

我知道，对于自己生活来源的匮乏和窘境，我并没有在不知不觉和无心的状态下夸大其词。我知道，奎宁先生任何时候给我一个先令，我都会把它花在午餐或者茶点上。我知道，自己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从早干到晚，同普通的成人和孩子在一块儿。我知道，自己游荡在街头，饥肠辘辘。我知道，要不是上帝发慈悲，就凭着我享受到的关照，我很容易成为一个小强盗或者小流浪汉。

然而，我在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里也有自己的地位。奎宁先生是个粗心大意的人，成天忙忙碌碌，在同我们这样一些非同寻常的孩子相处时，对我尽量另眼相看。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大人或小孩说过自己怎么会去了那儿，或者暗示过自己在那儿心里有多么难受。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忍受着极度的痛苦，这情形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我的痛苦有多大，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没有这个能力表述。我把痛苦藏在心里，干着自己的活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的活儿干得不像别人一样漂亮，就免不了被人瞧不起、遭人鄙视。没过多久，我的活儿便干得至少和另外两个孩子一样轻巧熟练了。尽管我已经完全同他们混得很熟了，但我的行为和举止还是跟他们有差别，这使得我们之间有了距离。他们和那些大人往往叫我“小绅士”或“萨福克小伙”。有一个叫格雷戈里的大人，是包装工人的头儿，另一个叫蒂普，是个车夫，总穿着一件红短褂，他们有时也管我叫“大卫”。不过，我记得，这种时候多半是我们在一起说心里话，或者干活期间，我把过去看过的书里面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设法让他们开心，其实那些故事都快要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有一次粉斑土豆起来反对我，对我受到的待遇表示不服，但米克·沃克立刻就把他压制下去了。

我当时考虑到，要摆脱这种生活状态简直毫无希望，因此也就完全死了心。不过我心里明白得很，自己压根儿就没有一时一刻认同过这种境遇，或者无时无刻不觉得凄苦伤心。但我忍受着，就连写给佩戈蒂的信中（尽管我们之间通过很多信）都未曾透露实情，这部分是由于对她的爱，部分是由于羞于言说。

米考伯先生的困境让我本来凄苦忧伤的心境雪上加霜。我在那种孤苦伶仃的状态下，同他们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往往四处去散步，心里会不停地惦记着米考伯太太谋划家用的问题，而米考伯先生的债务问题也会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星期六晚上是犒劳自己的好机会——一来口袋里装着六个或七个先令步行着回家，可以看看店铺里面，心里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些什么东西，这是件很惬意的事情。二来我能早点儿回家——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都告诉我。还有星期天的早晨，她也照样如此，那时我会把头天傍晚买回的茶或咖啡放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坐下来用并不早的早餐。这类星期六晚上的交谈，米考伯先生从一开始就伤心抹泪，泣不成声，而等到交谈结束的时候，便会唱起有关“杰克喜爱和可爱的南在一起”的歌，这样的事并不罕见。我还见识过他回家吃饭时，泪如雨下，口口声声说着，现在除了进监狱，已是走投无路，而等到去睡觉时，却核算起“一旦时来运转”——这是他最爱说的一句话——给房子装几扇凸肚窗的费用来了。米考伯太太也是如此。

尽管我和他们夫妇俩之间年龄上悬殊得不可思议，但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奇特而平等的友好关系，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各自的境遇造成的。但是，我怎么也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吃喝他们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他们同肉店老板和面包店老板关系很僵，他们自己的东西也不充足）。直到后来，米考伯太太把我当成知己，我才改变了。一天晚上，她对我说了这样的话：“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我可没把您当外人，所以也就不怕对您直说，米考伯先生的确已到危急关头了。”

听这么一说，我感到很凄凉，看着米考伯太太通红的眼睛，心里充满了同情。

“食物储藏间里除了一点点荷兰干酪之外——一个这么多孩子的家庭，这一点点东西根本满足不了要求……”米考伯太太说，“真的没有任何东西了。我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儿生活时，说习惯了食物储藏间，所以不知不觉就用了这个称呼。其实我想要表达的是，家里没有吃的东西了。”

“天哪！”我说着，表示出极大的关切。

我当时口袋里还剩一星期薪水中的两三先令——由此我猜测，我们这次谈话的那天晚上是星期三——于是赶紧把钱掏了出来，真心诚意地请求米考伯太太把钱收下，就算是借我的。可是，那位太太一面吻了我一下，一面要我把钱放回口袋里，然后回答，这样的事她想都不能想。

“不可以，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说，“我压根儿想都没有想过！您年岁虽小，却很懂事。如果您乐意，您倒是可以在另一个方面给我帮上忙，那我会充满感激地接受的。”

我请求米考伯太太把事情说出来。

“我自己已把一些精致的餐具拿出去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一副糖夹子，我已先后把它们拿出去抵押换成了钱，是我亲手偷偷拿出去的。但这对双胞胎孩子是个很大的负担，对我来说，一想到爸爸妈妈当时的情形，这样的交易真令人痛心啊。我们还有几件小物件可以拿出去抵押，但米考伯先生绝对舍不得当掉那些东西。而克利克特——就是从济贫院来的那个女孩——是个俗不可耐的人，如果托付她去办这个事，她还不会随心所欲乱来？科波菲尔少爷，我可不可以请您……”

我现在明白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恳请她尽管使唤我好了。当天晚上，我就着手处理她家财产中那些容易携带的物件，随后几乎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之前，都要为这事跑上一趟。

米考伯先生有数量不多的书在一个食柜里，他将其称为图书室，最先处理的就是那些书。我一本本地拿到城市大道的一个书摊——大道的一部分就在我们住所的附近，那时候几乎全是书摊和鸟店——书卖多少钱算多少钱。那家书摊的摊主就住在后面的一所小房子里，每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每天早上都会被妻子臭骂一顿。不止一次，我去那儿的时间早，他就在一张折叠床上接待我，不是额头上破了个口子，就是一只眼睛发青，这表明他头天晚上又喝过量了（恐怕他喝酒时还喜欢同人家吵架来着）。他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摸遍扔在地板上衣服里的一个个口袋，想要找到急需的那几个先令。他妻子则抱着个婴儿，趿拉着鞋，在一旁不停地骂他。他有时候钱弄丢了，就会要我过后再去取，但他妻子总会有些钱——我敢说，是趁着他喝醉，从他那儿偷的——所以，我们一同下楼时，她会在楼梯上把钱悄悄地付给我。

在当铺里，大家也开始熟悉我了。柜台后那个主事的先生也开始密切关注起我来了。我记得，他在给我办交易手续时，常常要我附在他耳朵边说出一个拉丁文的名词或形容词变位形式，或者说出一个拉丁文的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这类交易过后，米考伯太太就会小小地犒劳我一下，一般是一顿晚餐。我清楚地记得，这些晚餐别有一番滋味儿。

最后，米考伯先生到了危急关头。一天清早，他被捕了，被押解到了坐落在伦敦南镇的王座法庭监狱。他走出家门时告诉我说，白日之神在他面前陨落了——我的的确确觉得他伤心透了，我也伤心透了。可是，我后来听说，中午还没到，有人就看见他快快乐乐地玩起九柱戏来了。

他嘱咐我在他被关押后的第一个星期去看他，同他一道吃顿午饭。我得问清去某个地方的路，快到那儿时，会看到附近另外一个地方，又快到的时候，会看到一个院子。我得穿过院子，径直走，直到看见监狱看守。我这么照做了，最后看见了一个看守（相比之下，我是个多么可怜的小孩啊），突然想到罗德里克·兰登在债务人监狱里的时候，那儿有那么一个人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就披了一块破毛毯，我这时候眼睛模糊，心怦怦直跳，总觉得看守在我面前直摇晃。

米考伯先生在大门里面等着我，然后我们上楼去他的房间（坐落在顶层下面的一层），我们哭得很伤心。我记得，他郑重其事地嘱咐我，要以他的命运为戒；还要注意，如果一个人的年收入为二十英镑，他花掉了十九英镑十九先令另加六便士，那他是幸福快乐的，而如果他花掉了二十英镑另加一先令，那他可就痛苦凄惨了。说过之后，他便向我借了一先令给看守，还给我写了一张字条作为向米考伯太太索要钱的凭据。然后收起了手帕，就又兴高采烈起来。

我们坐在一个小火炉边。生锈的炉格里一边搁置了一块砖头，免得烧多了煤炭。后来，同米考伯先生共处一室的另一位欠债人从面包店回来，带回一块羊背脊肉，那算是我们共同的午餐了。然后，他们打发我去楼上见“霍普金斯上尉”，代米考伯先生向他问候，并说明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问霍普金斯上尉能否借一副刀叉给我们。

霍普金斯上尉把刀叉借给我，还要我代为问候米考伯先生。他小房间里有个女人，邋里邋遢，还有两个女孩，脸色苍白，蓬头垢面，那是他的两个女儿。我当时心里想，好在我是向霍普金斯上尉借刀叉，而不是借梳子。霍普金斯上尉本人衣衫褴褛，惨不忍睹，长着一脸大胡子，穿了件破旧不堪的棕褐色外套，里面什么也没穿。看到他的铺盖卷搁置在一个角落里，锅碗瓢盆放在一个架子上，我凭直觉断定（具体怎么回事，只有上帝知道），尽管那两个蓬头垢面的女孩是霍普金斯上尉的女儿，可那脏脏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我怯生生地站在他门口，待了最多不超过两分钟，返回后却长了这么多见识，就跟握在我手里的刀叉一样确实可信。

我们的那顿午餐有吉卜赛人的风格，而且其乐融融。午后不久，我就去还了霍普金斯上尉的刀叉，然后打道回府，把我探视的情况告诉了米考伯太太，好让她安心。她一见我回家便晕了过去，后来她做了一小杯蛋羹，我们边吃边说，得到了慰藉。

为了贴补家用，他们家的那些家具是怎么卖出去的，或者说是由谁去办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反正不是我干的。然而，家具还是被卖掉了，让一辆货车拉走了，就留下床和几把椅子，还有厨房里用的一张餐桌。实际上，我们就是靠了这一点儿家当，就像安营扎寨一样，窝在温莎街那所房子两个空空荡荡的客厅里。米考伯太太、几个孩子、古（孤）儿，还有我自己，日日夜夜就生活在那些房间里。虽然我们住了很长时间，但我也记不清到底住了多长时间。后来，米考伯太太决定搬到监狱去住，因为米考伯先生现在一个人享受一个房间了。这样，我便把钥匙交还给房东，房东高兴地接过了钥匙，除了我的床之外，其余床铺全搬到了王座法庭监狱。我的床被送到监狱围墙外不远处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租下了那个房间，很合我的意，因为我们在患难之中关系亲密，难舍难分。古（孤）儿也在同一区域找了廉租房落脚。我的那个房间是屋子后面的一个僻静阁楼，屋顶是斜的，正对着一家锯木厂，景色宜人。我拥有了这么一间房子，心里想着，米考伯先生终究走到穷途末路，落了难，所以这儿就像是天堂。

这段时间里，我在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一如既往地干着普通活儿，还是那几个普通同伴，还同刚开始时一样，内心没完没了地充斥着失落感和羞辱感。不过，我每天往返于住处和商行之间的途中，还有午餐时间在街道上溜达时，看到了许许多多孩子，但我从未去结交他们中的哪一个，或者同谁搭讪过，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值得庆幸的事。我仍然过着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生活。我意识到的变化只有：一是自己更加衣衫褴褛了。二是减轻了对米考伯先生和米考伯太太的担忧，因为他们的一些亲戚朋友出面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监狱比在外面过得更舒适惬意。由于某种安排，这时候我常常同他们一道吃早餐，其中的具体情况我记不清楚了。至于早上监狱何时开门让我进入，我也记不得了。不过，我记得，我往往是六点起床，这期间我最喜欢溜达的地方是伦敦桥，常常坐在石桥的某个凹处，目睹着过往行人，要不就趴在桥的栏杆上，看着太阳闪烁在水面上，照亮了纪念碑顶端金色的火焰。古（孤）儿有时候会在此地遇上我，我就给她讲一些有关码头和伦敦塔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有关这些故事，我只能说，我自己相信是真的。晚上，我常常到监狱去，陪同米考伯先生在运动场上散步，或者同米考伯太太玩纸牌，听她讲述她爸爸妈妈的往事。至于默德斯通先生是否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也说不上来。我从未对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的人说过这事。

米考伯先生的事，虽然渡过了最危急的关头，但是，由于先前的某一种“契约”，仍然纠缠不休。有关契约的事，我先前听到过很多，现在据我估计，那一定是他过去同债权人订立的某种文书，不过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事，我把它同曾经在德国很流行的与魔鬼订立羊皮纸契约的事混为一谈。最后，那张文书不知怎么就不碍事了，不管怎么说，它已不是像先前一样挡在前面的巨石了，米考伯太太告诉我说，“她娘家人”断定，米考伯先生应该依据破产债务人法申请释放，所以她料定米考伯先生六个星期之后就可以获得自由。

“到了那个时候，”米考伯先生说，因为他当时在场，“感谢上帝，我毫无疑问可以提前同世人打交道，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一句话，如果时来运转的话。”

为了尽可能详尽地叙述发生过的任何情况，我记得，大概在这样一个时期，米考伯先生草拟过一份请愿书，准备递交给下议院，请求修改因债务问题而受监禁的法律。我之所以在此记下这段往事，因为它是我本人写作方法的一个例证，说明我如何把过去读过的书同我变化了的生活结合起来，利用大街小巷和普通男女的素材为自己创作故事。同时，我认为，可资说明我在写这部自传时，如何无意中成就一些主要特征，而这些特征会逐渐在这整个时期里形成。

监狱里有个俱乐部，米考伯先生作为一个绅士，算是俱乐部里很权威的人物。他告诉了俱乐部里的人自己要写请愿书的想法，大家都强烈支持。因此，米考伯先生（他是个完完全全忠厚诚实的人，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积极踊跃，只要不是同自己利益攸关的事，他都会忙前忙后、乐此不疲）便着手草拟起请愿书来，拟好了初稿，又誊写在一张大纸上，在桌上摊开，约定好了一个时间，请俱乐部全体成员（如果愿意的话整个监狱的人员）都到他的房间里签名。

当我听说要举行这个签字仪式时，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认得，他们也认得我，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一下，看看他们一个接一个进入房间的情形。于是，我特意向默德斯通-格林比商行请了一小时的假，站在房间的一角等着。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能挤进来的，都挤到小房间里。他们围着站立在请愿书前面的米考伯先生，而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上尉（为了尊重这一庄严的仪式，他还特意梳洗了一番）站在请愿书附近，准备把请愿书向那些不熟悉请愿书内容的人宣读。随后，房门开了，普通人员排成一个长队等候在外面，一个个地进来，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走出去。霍普金斯上尉对进来的每个人都要问一声：“你看过请愿书了吗？”“没有。”“要不要我念一遍给你听？”只要人家略微表示了一点点要听的意思，霍普金斯上尉就会声若洪钟地从头至尾念一遍。哪怕有两万人一个接一个地要听，他也会念上两万遍。我现在还记得，每当他拖腔拿调，念着“聚集于议会之中的人民代表”，“因此，请愿人怀着谦卑的态度，向贵院呈递此书”，“仁慈的国王陛下命运不济的臣民”这样的语句时，就好像它们是真真切切吃在嘴里的东西，尝起来津津有味。与此同时，米考伯先生作为起草者，带着几分得意地倾听着，一边端详着（不那么出神）对面的墙头钉。

我每天来往于南镇区和黑衣修士区之间，吃饭时就去偏僻的街上溜达。我猜想，那些街道上的石头都有可能被我这双孩子的脚给磨平了。我不知道，当年在霍普金斯上尉的朗读声中，那些从我面前鱼贯而入的人中，有多少人已经不在了！现在，每当我回首往事，想想那一段缓慢而又痛苦的少年时代，真不知道，在我替这些人编造出来的故事中，有多少是想象，像迷雾一样笼罩着记忆犹新的事实！但我故地重游时，毫不怀疑，我似乎看见了一个天真无邪而又充满幻想的少年从我面前走过，令我同情，他正根据这些不可思议的经历和低贱不堪的事情建构自己富有想象力的世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