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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归途（第3页）

他没有看她，他摊了一套煎饼，放在她面前。

顾飞飞看着那套煎饼，看了很久，然后她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又咬了一口，她吃了整整一套煎饼，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吃完之后，她放下袋子，拿起竹刮子，又开始摊煎饼，她的动作比刚才慢了，但更稳了，像一个从很深很深的地方爬出来的人，一步一步地、慢慢地、但坚定地往前走。

王桂兰是在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接到电话的。电话是居委会打来的，说她的低保批下来了，王桂兰挂了电话，在店门口站了很久，她来这个城市三年了，从法师塔回来三年了，在这间早餐店待了一年多了。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借住”的，是“临时”的，是“等找到地方就搬走”的，但她没有找到地方，她也没有搬走，她一直住在公寓的阳台上，睡在行军床上，盖着顾飞飞的被子，用着李翠芬的枕头。

现在低保批下来了，每个月一千二百块，不多，但够她租一间房子了，不用再睡阳台了，不用再盖别人的被子了，不用再用别人的枕头了，她可以有自己的家了。她站在店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着秋天的落叶，看着远处的高楼，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回店里，拿起扫帚，开始扫地，她扫得很慢，但很认真。从最里面开始，逆时针方向，一圈一圈地往外扫，灰尘在她的扫帚下聚拢，堆成一小堆，她用簸箕收起来，倒进垃圾桶，她扫了三遍，把店里店外都扫干净了。

然后她走到赵大勇面前。

“赵大勇。”

赵大勇正在摊煎饼，头也不抬。

“嗯。”

“低保批下来了。”

赵大勇的手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她。“然后呢？”

“然后我要租房子了。”

赵大勇没有说话，他看着她，看着她的白发，她的皱纹，她手里攥着的扫帚。

“租哪？”

“就在附近，太远了，早上赶不过来开店。”

赵大勇点了点头，继续摊煎饼。

王桂兰租了一间房子，在早餐店后面的小区里，六楼，没有电梯，一室一厅，月租八百，房子很小，很旧，墙皮有点脱落，窗户有点漏风，但她觉得很踏实，因为这是她的房子。不是法师塔的杂物间，不是公寓的阳台，不是早餐店的板凳，是她的，她买了新的被子，新的枕头，新的床单，被子是棉花的，很厚，很重，压在身上像一座小山，但她睡得很好，因为这是她的被子。

她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走到早餐店，扫地。扫完店里扫店外，扫完店外扫人行道，扫完人行道扫到路口，她扫得很慢，但很认真。她扫了六十年地了，从魔法世界扫到地球，从法师塔扫到早餐店，她不知道除了扫地还能做什么。但她知道，扫地的时候，她不想家，因为家就在扫帚下面，每一寸地面，都是她的家。

王淑芬的馄饨摊开了半年之后，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六十七岁的身体，四十七年没有用过，像一台存放太久的机器，一开机就到处出毛病。她的膝盖疼，站不了一天，她的腰疼，直不起来，她的手抖，包馄饨的时候捏不住皮，但她没有停下来。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和面，擀皮，剁馅，馅是猪肉白菜的，猪肉要肥瘦相间，白菜要切得碎碎的，拌在一起，加盐，加姜末，加很多很多醋。她包馄饨很慢，一分钟只能包五六个，但她包得很仔细，每一个馄饨都像一朵小花，面皮捏出褶子，馅不多不少，正好一口一个。

她的顾客不多，都是附近的老头老太太，退休了，早上没事，来吃一碗馄饨，喝一碗汤，坐一会儿，聊几句。他们叫她“王阿姨”，叫她“馄饨王”，叫她“老姐姐”，她听着这些称呼，觉得不真实。四十七年前，在纺织厂后门的小街上，那些人叫她“小王”，叫她“馄饨西施”，现在她老了，头发白了，腰弯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没有人叫她“西施”了，但有人叫她“老姐姐”，她觉得“老姐姐”比“西施”好听。

一天晚上，收摊之后，她坐在三轮车旁边，揉着膝盖，膝盖肿了，青紫色的，像一块发霉的馒头。

赵大勇从店里出来，蹲在她旁边，看了看她的膝盖。

“明天别来了。”

王淑芬摇头。

“你这个腿，站不住了。”

“站不住就坐着包，馄饨不用站着包。”

王淑芬看着自己的膝盖，看着那双肿得变形的、青紫色的、四十七年没有站过的腿，她想起了纺织厂的三班倒，想起了流水线上的机器，想起了那些跟她一起换皮带的工友，那些工友现在也老了，也许也在揉膝盖，也许也在想，站不住了怎么办。

“坐着包，能行吗？”她问赵大勇。

赵大勇站起来。

“怎么不行，坐着包，包好了，站起来煮。煮完了，再坐下，又没人催你。”

王淑芬想了想，点了点头。

第二天，她带了一把椅子来，高脚的，坐着刚好够到锅，她坐在椅子上和面，坐在椅子上擀皮，坐在椅子上包馄饨。包满一盖帘，站起来，走到锅边，煮。煮完了，坐下来，继续包。她的膝盖还是疼，但不用站一天了。她的腰还是酸，但不用一直弯着了，她的手还是抖，但馄饨包得多了，手指记住了动作，抖也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