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她的话记了很久。从那以后,每一次故障,无论大小,我都会第一时间按下客舱广播:“各位旅客,这里是机长。飞机遇到一点小情况,正在处置,一切正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惊慌。”
有时候乘务长会在内话里说:“机长,旅客问是什么情况。”我会说:“告诉他们,没事。机长在。”
有一次,一个旅客在下机的时候对我说:“机长,刚才广播的时候,你的声音很稳。我本来有点紧张,听到你的声音就不紧张了。”我笑了笑,说:“谢谢。”心里想的是:苏晴说得对。我们稳,他们就稳。
飞A320的第二年,我遇到了一次真正的发动机停车。
不是模拟机,不是训练,是真的。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从滨海飞往北京。起飞一切正常,爬升一切正常,巡航一切正常。窗外是万里无云的蓝天,下面是华北平原的雪景,白茫茫的,一眼望不到边。那天和我搭档的机长姓刘,四十多岁,飞了二十年,是个很随和的人。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假寐,我盯着仪表盘,有一搭没一搭地想着周末和苏晴去哪里吃饭。
忽然,一声巨响。
不是模拟机里那种电子合成的爆炸声,是真真切切的、从机身外面传来的、震得整个驾驶舱都在颤抖的巨响。紧接着,飞机猛地向右偏转,我被惯性甩向左边,安全带勒住肩膀,疼得我倒吸一口气。仪表盘上的红色警告灯疯狂闪烁,告警声刺耳地响起,像一把刀划过玻璃。
“二号发动机失效!”刘机长的声音从假寐状态瞬间切换到战斗状态,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执行发动机失效检查单!”
我的手在发抖,但我没有慌。一年的飞行经验,一年的复训,一年的模拟机,在这一刻全部涌了上来。我念检查单,他操作。关车,灭火,宣布紧急状态。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每一个决定都果断准确。
“北京区调,滨海六幺八,二号发动机失效,请求备降最近的机场。”
“滨海六幺八,收到。最近的备降场是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距离八十海里。请直飞天津,跑道一六右,盲降频率一零九点三。”
“滨海六幺八收到。”
刘机长操纵飞机转向,我计算单发性能,设定新的航路和高度。一台发动机要支撑一架几十吨的飞机,下降率比平时大很多,速度也会受限。但理论上,可以安全落地。
二十分钟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出现在前方。跑道上的灯光在冬日的阳光下格外清晰。
“放起落架。”刘机长的声音很稳。
我按下起落架手柄。绿灯亮起——三个起落架都放下来了,锁好。
“襟翼,二十度。”
飞机开始最后进近。速度、高度、下滑道,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一百英尺……五十英尺……二十英尺……”
接地。主轮触地的那一刻,反推打开——只有一台发动机有反推,但足够了。飞机缓缓减速,滑向停机位。
关车。驾驶舱安静了。
我靠在座椅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后背的制服已经湿透了,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刘机长摘下耳机,看着我,忽然笑了。
“小伙子,不错。”
“谢谢机长。”
“你知道你刚才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吗?”
我摇头。
“你的手没有抖。声音也没有抖。”他说,“遇到这种事,手不抖,心就不慌。心不慌,就不会出错。”
那天晚上,机务检查发现,二号发动机的一片叶片疲劳断裂,碎片打穿了发动机外壳,造成了停车。他们说,这种情况,一百台发动机里可能有一台。我说,那我运气不好。他们说,不,你运气好。叶片断裂的时候没有伤到机身,没有伤到液压系统,没有伤到燃油管路。你们能安全落地,不是技术好,是命大。
我听了,沉默了很久。不是技术好,是命大。这句话,我记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