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四,下午四点,“金色年华”尚未苏醒。
秋燕在宿舍的折叠床上睁开眼,看见天花板上洇开的水渍,像一张哭花的脸。十二个女人的呼吸声此起彼伏,混着劣质香水、隔夜泡面、和某种无法言说的疲惫气味。
她悄声摸出枕头下的小本子。李教授的名片夹在扉页,纸质很厚,边缘割手。她用指尖描摹“李慎之教授”几个字,然后翻到账目页:
2003年腊月廿四
累计:500元
目标:50000元
进度:1%
1%。这个数字在晨光里显得单薄。她需要九十九个这样的夜晚,九十九次《长恨歌》,九十九个李教授。可昨晚走出包厢时,阿丽在走廊尽头抽烟,火星在暗处明灭:“那种好事,一辈子一回。”
“醒了?”小红的声音从隔壁床传来,带着浓重的鼻音。
秋燕迅速收起本子:“嗯。”
“今天跟阿丽学规矩。”小红坐起来,抓了抓乱发,“她凶,但教的是真东西。学好了,少吃亏。”
规矩。秋燕想起阿丽那四根竖起的手指,像四道必须跨越的门槛。
201包厢白天是教室。阿丽穿着睡衣,素着脸,眼下有浓重的青黑。小雅和娜娜蜷在沙发角落玩手机,屏幕光映着她们麻木的脸。
“今天学《舞女》。”阿丽把话筒塞进秋燕手里,“陈小云的,闽南语。会吗?”
秋燕摇头。她会的歌止步于高三那年的校园广播,止步于《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明天会更好》。
音乐响起。前奏是二胡,凄哀得像哭。阿丽开口,声音与昨晚判若两人——软,糯,每个尾音都拖着钩子:
“多少人为了生活,历尽了悲欢离合……”
秋燕怔住了。这不是唱,是剥。阿丽把某种东西从骨头缝里挤出来,摊在灯光下。那是她,是小雅和娜娜,是所有在霓虹下用笑换钱的女人们,被压扁、被拉长、被腌渍过的人生。
“你试。”阿丽递过话筒。
秋燕张嘴,声音干涩如砂纸:“多少人为了生活……”
“停。”阿丽皱眉,“你要懂歌词。这是舞女在唱,舞女在台上扭,台下的人盯着她的大腿看。她笑,心里在哭。懂吗?”
秋燕不懂舞女,但她懂另一种“笑”。父亲在医院缴费窗口,对每个路过的工作人员赔笑,腰弯成一张弓,可转身时,那笑瞬间塌掉,露出底下枯槁的脸。那是求生,是讨饶,是骨头被碾碎前最后的本能。
“我再试。”她说。
这次她不唱了。她开始说。用陕北话,用哭丧的调子,一个字一个字从喉咙里抠:
“多——少——人——为——了——生——活——”
包厢死寂。小雅的手机滑到地上,屏幕裂开蛛网。娜娜抬起头,眼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阿丽没说话。她盯着秋燕看了很久,久到秋燕以为她会发火。然后她伸手,关掉了音乐。
“行,今天不学了。”她声音很淡,“小红,带她出去看看,什么叫‘价码’。”
小红带秋燕去的“课堂”,是商场一楼的化妆品区。下午的光斜射进来,在玻璃柜台上切出锐利的光斑。
“这是口红,YSL的。”小红指着其中一支,“正红色,配你昨晚那件银裙子,能镇场子。”
秋燕看向价签:380元。是她两个月的生活费,是父亲三瓶白蛋白,是母亲在缝纫机前踩三天三夜的工钱。
“太贵。”她缩回手。
“贵?”小红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秋燕看不懂的东西,“你昨晚那五百,买了这支口红,还能剩一百二。一百二,够买支眼线笔,够你把眼睛画大一圈。眼睛大了,客人给小费时手能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