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停在那一个圆圈的起点上,笔尖压着纸,压了很久。墨水又开始渗了,在纸面上洇开一小团,蓝黑色的,比刚才那团大一点。
“你不用道歉。”她说。声音还是平的,但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动。像水面下的鱼,偶尔翻一个身,露出银白的肚皮。
“我知道,”我说,“但我想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风起来了,吹动窗台上那盆枯死的绿萝,干叶子沙沙地响,像在说什么。
“花秋易。”她叫我的名字。
我等着。
“你有没有想过,”她说,笔尖在纸上画了半个圈,停了,“如果没有认识我,你会不会比较快乐?”
我愣了一下。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以前那种暖的、软的光,是另一种。很薄,很脆,像冬天湖面上的冰,踩上去就会碎。
“不会。”我说。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骗人。”她说。声音很轻,但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别的什么。像一个人在很深的黑暗里,看见了一点光,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但还是想往那个方向走。
“我没有骗你。”
她低下头,看着那些圆圈。密密麻麻的,一个套一个,挤满了整张纸。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拿起笔,在最外面画了一个很大的圈,把所有的圈都包进去。
“那好吧。”她说。
她把笔放下,合上本子。本子的封面是黑色的,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她用手掌抚了一下封面,像在安慰什么东西。
然后她站起来,把椅子推进去。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短促的、刺耳的声响。她拿起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地码好。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她背对着我。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背上,照出校服上那些磨白的、泛旧的痕迹。她的肩膀很窄,比以前还窄,像一棵在冬天里掉光了叶子的树,只剩枝干,光秃秃的,伸向天空。
她转过身,看着我。
“花秋易,”她说,“你要好好的。”
然后她走了。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走出教室。她的背影在门口停了一下,很短的一下,像在想什么,又像在等什么。然后她迈出去,消失在走廊的拐角。
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教室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空着的椅子上,把椅面照成浅金色。她的桌子还是那样,书码得整整齐齐,笔筒里插着三支笔。一黑,一红,一蓝。
我盯着那个笔筒,看了很久。
那盆仙人掌不在了。那张课程表不在了。那些贴在桌角的小贴纸不在了。那些她画过的、写过的、弹过的、笑过的,都不在了。只剩下这三支笔。一黑,一红,一蓝。像三根钉子,钉在她曾经坐过的地方。
我伸出手,碰了一下那个笔筒。塑料的,凉的。我把它转了一下,看见背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很小,被笔筒挡着,从外面看不见。
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她的字,端端正正的,一笔一划。
“今天的阳光很好。”
我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的光从桌上移到地上,从地上移到墙上,从墙上移到天花板上。那根金色的线越来越细,越来越淡,最后消失了。
教室暗下来。
我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个笔筒,指尖掐进塑料里,掐出浅浅的痕。纸条上的字在暗里看不清了,但我还记得。每一个笔画都记得。
“今天的阳光很好。”
今天阳光确实很好。但她已经不坐在阳光里了。
江晚迟在前门探头,声音藏不住的俏皮:“姐姐快点,现在去还能看见日落呢!”
天还没晴。云簇在一起,又被风吹散,零零散散的,却又把太阳挡了个严严实实。光线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一道一道的,落在海面上,像金色的手指,伸进水里,又抽出来。海是灰蓝色的,近处深,远处浅,和天际线融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风从海面上吹过来,湿的,凉的,带着盐的味道。空气有些湿冷,贴在皮肤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我坐在海岸的低坝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起来,挡住风。坝是水泥的,粗粝的,坐久了硌得慌。但我不想动。她蹲在浅滩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露出两截细白的小腿。她弯着腰,在沙子里翻找什么,头发垂下来,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她伸手别到耳后,又垂下来,又别回去。
每当捡到满意的贝壳,她就举起来,转过身向我炫耀。她把贝壳挡住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弯成月牙,笑得很好看。那只贝壳是白的,她的眼睛是黑的,白和黑在一起,像夜里的月亮。我冲她笑了一下。她又转回去,继续弯腰找。
我看着她的背影。她瘦了,肩膀比以前窄,腰也细了。但她的动作还是那样,轻快的,跳脱的,像一只在沙滩上觅食的小鸟。她把贝壳放进口袋里,口袋鼓起来,沉甸甸的,坠得她的衣摆歪向一边。她没有管,继续找。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她七岁那年,在我家阳台上看花。也是这样弯着腰,也是这样把花举起来给我看。她问我这是什么花,我说是朋友。她笑了,说姐姐也是我的朋友。那时候她很小,小到我可以把她整个人抱起来。现在她长大了,长到我需要仰头才能看见她的眼睛。但她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个会把贝壳举起来给我看的小孩。